国企能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前提，是中国向着更市场化，更法治化的方向走。在此之前，国企很难变得像互联网公司。反过来说，如果互联网企业躲在了牌照与行政许可的庇护之下，那对本身的企业精神的伤害是巨大的。 
    一篇关于国内科技公司正在联手举步维艰的国有企业的报道引起了关注。
在当下的高层决策体系中，“互联网+”，不仅仅是一个商业概念，更成为了一个改革路径模式概念。中国政府希望用“互联网+国企“的模式去驱动传统国企现代化，为国企注入新的活力。
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国企获得技术上的帮助。
    中国石化最近推出了电商平台“易派客”，被称之为“工业淘宝”，旨在为石油、天然气以及其他供应商与制造商牵线搭桥。中国石化在大数据分析和存储等云计算功能上获得了阿里的帮助，并表示希望借鉴阿里在电商领域的成功经验，期待在大数据分析、信息安全等领域与阿里展开更多合作。
关于互联网企业帮助国企的例子，邓亚萍在做即刻搜索的时候曾说过：“我们本身代表的是国家，你不用打败我们，你应该多帮助我们，多给我们出主意。我们最重要的不是赚钱，而是履行国家职责。”这个话在当时招致了很多批评。严格来讲，商业公司之间，只有合作共赢的关系，或者竞争关系，没有帮助的关系。
    但是，某种程度上，此类合作，作为一种响应高层决策的举动，让阿里巴巴等公司得以向中国政府表明，能够帮助政府实现最高目标。从而增加政府对自己的依赖，并增加企业的安全性。这是一种政治立场的表现。
    比如，阿里还介入到了12306的售票过程，马云曾表示，让阿里骨干尽其所能帮助12306网站，分文不收。据说阿里巴巴将车票查询业务放到阿里的云计算平台上，帮助12306平稳渡过春运购票高峰，这使得12306有所提高，即使在高峰期，也没有出现崩溃。但是，火车票僧多粥少的局面导致的问题，以及，更精确的说，人们对售票网站的不信任感，阿里仍然是无能为力的。
这可以说是一个隐喻。国企的问题，并非技术问题可以解决。
    某种程度上，中国的互联网公司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远离了政府。在电子商务的蛮荒时代，在搜索引擎可以直达国外的时代，在社交网络上还是少男少女的时代，这些行业兴起的速度超过了政府的管制能力，在市场自发秩序中野蛮生长，体量迅速变大。在中国国情之下，随着体量的变大，互联网公司就不得不接近国企，与国企背后的政府。 这意味着这些互联网企业已经大到了开始涉足国有企业的传统领域，而这些领域往往由牌照、行政许可、法律构筑起了壁垒。这也是互联网公司与国企的合作的一个重要目的：牌照与行政许可。
    百度与中信银行合作成立百信银行，中信银行是多数股东。在此项合作中，百度的定位和行为数据帮助评估客户的信用状况和欺诈风险，为中信银行传统的风险评估机制提供补充。而百度得到的或许就是“牌照正在审批之中”，民营科技公司涉足金融业务。
京东在上海市政府控股的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电子商务部门持股12.5%，总值约人民币1.5亿元。两家公司在一个面向零售药房和中小型医疗机构的B2B平台上进行合作。当然，京东同样得到了“执照审批工作仍在进行中”。
    阿里巴巴旗下的风投公司向五矿发展的电商子公司投资约人民币3亿元，五矿发展希望把阿里巴巴的淘宝平台作为其刚刚起步之钢铁交易网站的模板。而对阿里巴巴来说，这桩交易是其进入中国一个陷入困境但依然非常重要的经济领域的一条途径。
所以，不管是政府推动的还是出于对牌照与行政许可的需求，在多方因素之下，BAT们等互联网公司都与国有企业建立关系，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包括收购股份。互联网企业与国企的这种合作，能在技术上对国企有帮助，而对于互联网企业来说，也可以借此涉足更多的传统领域。这是一个双赢的过程，但所谓双赢，仅仅限制在简单的经营、盈利层面。科技企业无法解决国企的深层问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可以说，《决定》是互联网公司与国企合作的政治前提。理论上，混合所有制的提出，目的在于国企改革、提高国有企业竞争力，帮助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当然同时也给民营企业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道路。
    在更大的层面上，如果乐观的看，既然都是混合经济，国资和民资的不平等地位可以得以消除。但也有悲观的观点认为，过去近十年的国企改革接近停滞，甚至出现倒退，垄断，倘若民企拿出资本、资源、股权参与国有企业，在决策上没有话语权，在产权上没有实际控制权，那么合作的意义也就不大。至于帮助国企、改造国企就更不上了。
    其实，互联网企业，虽然依靠更新的技术，有着更新颖的商业模式，但从企业与市场角度，并无太多全新的东西。说白了，还是企业家精神。
    国企的问题，不在于商业力量的博弈与影响，而在于企业家精神，国企能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前提，是中国向着更市场化，更法治化的方向走。在此之前，国企很难变得像互联网公司。反过来说，如果互联网企业躲在了牌照与行政许可的庇护之下，那对本身的企业精神的伤害是巨大的。
是科技公司国企化，还是国企科技公司化？这个问题，或许还有待观察。但有一点似乎已经逐渐清晰，上世纪90年代，人们讨论过一个问题，到底是香港大陆化还是大陆香港化，如今这个问题已经有了答案。